新中国成立后，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。1950年8月1日，军委民航局分别使用“北京”号客机、XT-139号客机，开辟了天津—汉口—广州、天津—汉口—重庆航线，标志着新中国国内航线正式开通，史称“八一开航”。八一开航是中国民航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。当时，《人民日报》称之为“新中国民航建设事业的重要开端”。2009年出版的《新中国第一》一书收录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60项开创性事件，八一开航名列其中。

“八一开航原版历史照片”是民航博物馆极为珍贵的影像藏品之一，是二级文物，由原中国航空公司报务员都润荪拍摄和捐赠。都润荪是唯一拍摄“北京”号客机执行八一开航任务全过程的人，使得这组照片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。此外，随着70多年前参与开航的当事人逐渐离世，鲜有资料留存，百岁老人都润荪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一事件的宝贵口述资料。

两航起义主机被命名为“北京”号

1949年7月29日，在北京西郊机场举行“北京”号命名典礼。将要被命名为“北京”号的是XT-610号客机。这架飞机是最新式康维尔240型客机，机号XT-610，由中央航空公司于1949年7月引进，11月9日作为两航起义的主机自香港飞回北京。媒体称XT-610号飞机为“最新华丽客机”，有“冷热设备”，“服务周到”，“安全舒适迅速”。飞机客舱每排设有4个座椅，共40个。中间的通道将座位隔开，座位上方为行李架。

在典礼上，军委民航局局长钟赤兵、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李涛、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、总飞机师潘国定先后讲话，然后由军委民航局副局长唐凯剪彩。钟赤兵指出：“北京”号的命名获得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。“以人民中国的首都北京为名，这不仅是该机驾驶人员的光荣，也是全体民航人员的光荣”。“北京”号的“北京”二字使用的是毛主席的字体，但并非毛主席亲题。对此，都润荪回忆，当时他听到军委民航局副局长唐凯在向来宾介绍情况时说：“北京”号的“北京”二字，原是想请毛主席题写的，但没有办到，于是就借用了毛主席题写的“北京大学”中的“北京”二字。

“北京”号载客飞往广州

1950年7月31日，潘国定机组驾驶“北京”号客机执行自天津飞往广州的调机任务。同行的都润荪回忆，搭乘该机的还有报道开航的《人民日报》记者田流，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大使一行。都润荪说，机场上一个着军装、带着枪的小青年告诉他：“飞机要送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和夫人，以及使馆全体人员，请你要保密。”在都润荪的照片中有一张当日乘客及机组的合影，是迄今为止唯一可见的一张乘客照片，非常珍贵。关于当天“北京”号搭载了乘客，可以从当时的报道中得到印证。1950年8月1日的《天津日报》称：7月31日，“北京”号自天津飞往广州前，“全体驾驶人员和全体旅客，并在机前合摄一影”。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为王任叔。经研究王任叔的专家确认，都润荪照片上的乘客确实为王任叔。换言之，都润荪拍摄下了首位搭乘新中国民航航班的乘客王任叔的身影。

天津—汉口—广州航线只飞了一个往返就停航了，主要是考虑到广州有受敌人空袭的危险。对此，军委民航局的一份文件中称：“津穗线因有遭敌袭危险只航行一次停航。”都润荪回忆说：在飞往广州时，“客舱里没有余座，我和机组在驾驶舱里。邻近广州，飞机收到地面通知，说广州上空有敌机。潘国定提出，敌机油料有限，如果来袭就无法返航了。我们继续往广州飞，不久收到消息说敌机飞走了。我们安全地在广州落地，当晚住在爱群大厦”。

人民航空振翼高飞

1950年8月1日，民航广州办事处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开航典礼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航线开辟时往往是“车水马龙”“冠盖如云”，随处可见“大腹便便的达官显要”和“花枝招展的贵妇妖姬”。新中国民航开航场景则截然不同。参加典礼的多是穿着灰布制服的人，搭乘几辆大卡车而来，这体现了新中国民航的新性质。两航起义后，毛主席、周总理分别致电两航人员，鼓励他们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。所谓的人民航空事业，就是指民用航空“必须为中国人民经济的、政治的和文化的建设而服务”，将实现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发展。

在典礼上，民航广州办事处政委陈瑞光、处长任泊生和广州市副市长朱光相继讲话。接着，解放军高举红旗列队前进，朱光副市长为飞机剪彩。典礼结束后，“北京”号飞机执行首航班机任务。中午，飞机在汉口落地，刚好碰到执飞天津—汉口—重庆航线的XT-139机组。下午，“北京”号再次升空，飞往天津落地。

　　（文：刘金龙）   

　　　在广州白云机场参加“八一开航”典礼的全体人员留影